|
（华东师大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谷人旭）
宁波协作网
目前，区域资源整合与区域经济合作，已开始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主旋律。其中的核心，则是城市间新的分工协作体系的形成及其都市圈的建设。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及其空间布局调整，也同时成为新时期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的重要载体和推动力。
近年来， 关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或制造基地”的提法，首先源自日本，并与日本企业调整其在全球的投资领域与结构，并将其中的加工•制造功能大规模向中国迁移密切相关。其中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总体趋势，不断增强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与日本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消费需要变化直接关联。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企业对长江三角洲的投资区位选择及其空间布局调整尤其引人注目。
据此，本文结合在日本东京等地对大型跨国公司的实地调研资料，试就跨国公司的发展战略演变、以及日本企业在长江三角洲的投资特征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新世纪跨国公司发展战略演变的特征
21世纪，面对不断变化着的外部环境，对于企业而言，欲保持或获得理想的市场竞争能力，首先在于制定、并实施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与管理措施。而这也成为跨国公司近期纷纷调整自身发展战略的主要原因之所在。纵观全球跨国公司近年来的发展战略演替动态，具体可归纳为如下八个方面：
1、制造与服务并举。在知识经济时代，有形的东西具有人人共识的价值，而无形的东西同样有着不可估量的潜能。服务，是无形的，却能产生价值。企业或产品的竞争力，不仅在于质量与价格之争，更重要的是服务的竞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目前的国际市场竞争可谓是“无形胜有形”。
从近几年来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来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全球工业化的重心向东半球转移，并依靠供应链管理，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新的格局----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并举。这一趋势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制造业把与工业生产相关的服务业分离出去，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增强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发展到“非工业化”阶段的必然结果。
为此，许多跨国公司及时调整其价值链策略，将经营重心转向开拓下游环节这一新的利润空间。此外，从当代产品的价值构成及其演变趋势来看，围绕产品物耗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活劳动消耗在价值构成中的比重将逐步下降；而高技术附加值、品牌（含“名品”、“名人”、“名企”）或企业文化附加值与营销附加值所占的比重却显著而且将进一步上升。目前，在跨国公司之间的产品竞争，已不仅仅局限于核心产品与形式产品，竞争优势已明显地保持在产品的第三个层次----附加产品，即更强调产品的高附加值。
作为产生高附加值的具体措施包括：① 提高技术创新在产品中的附加价值，把高技术含量充分体现在“价值提供”上，从技术创新走向价值创新。② 提高创新营销与服务在产品中的附加价值。高附加值产品源于服务创新与营销新理念。服务创新能力不但是衡量企业能否实现消费者“价值最大化”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是衡量企业自身能否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预警器”。③ 提高企业文化或品牌在产品中的附加价值。企业或产品不仅需要文化，而且要大大增加文化含量。文化含量高，产生的价值也将随之增高。名牌的价值，主要就在于其“名牌文化的价值”。消费者在购买企业产品过程中的所谓“名人”与“名品”效应，即是其集中表现形式。
2、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与合作是推动人类社会经济进步的两个同等重要的动力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数百年间，以西方工业革命为代表的企业发展战略，主要表现为“竞争模式”。近十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规模的迅速扩展，跨国公司面临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复杂，且趋向不确定，仅仅依靠“竞争”已越来越难以取得预期的利润增长目标。与此同时，随着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崛起，以中国为代表的合作、协调文化精神日益为世人所瞩目，并逐渐成为企业新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充分吸收东西方文化、企业管理中的各自优点，在竞争的过程中实现“强强联合”、“优势组合”、“取长补短”、“各取所需”式的“合作”与“联合”，以竞争求合作，从中达到“双赢”、“多赢”的目标，成为众多跨国公司的共识。在新的全球性市场中，“完全损人利己的竞争时代已经结束”，为了竞争，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就必须合作。因此，合资、合营、特许经营、战略联盟以及战略外包等新的“合作模式”越来越受到众多跨国公司的青睐。竞争与合作并存，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征。
3、归核与外包并列。二次世界大战后迄今的50多年间，跨国公司的主体战略出现过一次重大转变，其转换的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此前，实施的主体战略为多元化战略；此后，则开始陆续转向实施归核化（Refocusing）战略，并将不断成为21世纪初跨国公司的主导型战略。
促进跨国公司归核化战略和战略性外包顺利实施的基础，则是供应链管理。所谓供应链管理，是指跨国公司将非核心业务剥离出来，交给供应链中的其他企业（例如供应商、生产商、运输商、分销商、零售商以及服务者）去完成，将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于核心业务的经营战略。依靠供应链管理，有助于跨国公司成本的降低，减少跨国公司为建立合作关系而支付的搜寻、谈判、签约和监督等费用。当然，互联网、电子商务等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广泛应用、优化的组织架构和良好的贸易伙伴关系，是实施供应链管理的必要条件。
供应链管理的精髓表现在：以顾客的需求为大前提，透过供应链内各企业间的紧密合作，有效地为顾客创造更多附加价值；对从原材料供应商、中间生产过程到销售网络的各个环节进行协调；对企业实体、信息及资金的双向流动实施管理；强调速度及集成，并提高供应链中各个企业的即时信息可见度和利用效率。
供应链管理对个人、企业、乃至全球经济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对企业来说，供应链管理可以提高效率，加快贸易循环，节省库存、运输及生产的成本，增加流动现金，还可以提高公司的对外服务质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企业竞争的背后其实就是“供应链对供应链”的竞争，只有具备高效率供应链的企业才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4、兼并与整合并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性的企业兼并出现新的高潮，形成所谓的第五次兼并浪潮。其特征表现为：以大型企业的跨国兼并居多，且以同行业的横向兼并为主；实施兼并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医药、电讯、金融等规模经济要求高、或研发费用极高、管制放松的全球市场行业。
据统计，近年来在全球性跨国公司兼并案例中，其成功率与失败率各占50%左右。原因在于，企业外在的组织与框架的兼并容易，而企业内在的人力与文化的融合却十分困难。因此，企业文化整合（也称之为“软扩张”），成为与企业兼并（或称之为“硬扩张”）同等重要的手段，日益引起众多跨国公司的重视。
相对于企业“硬扩张”而言，“软扩张”更强调知识----包括管理的知识、技术的知识、文化的知识等“软”的方面。在企业实施软扩张的过程中，有五大要素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品牌是旗帜、资金是基础、文化是灵魂、制度是保障、人才是后盾。
5、纵向与横向并联。纵向一体化与横向一体化战略，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阶段，为有效地节省支出、降低经营成本，所采取的企业内部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导致全球性市场的出现，随着全球各国各地区贸易和投资政策的不断开放、交通与通讯条件的日益发达，以及消费者偏好的趋同、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采用以全球市场为目标、将纵向一体化与横向一体化并联的复合一体化战略，开始成为各大跨国公司的主流。
其主要战略框架和思路可归纳为：根据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总体部署，放眼全球资源和市场，将融资、R&D、零部件生产、总装、会计、培训等公司的所有职能行为，安排到能够发挥其最佳效能的国家或地区，并实行统一控制。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寻求外部资源，将东道国和地区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优势，把分散在各国各地区的“独立生产”统一纳入其全球经营的一体化系列，形成跨国公司整体价值链的复合一体化，实现其全球经营的最佳化。
6、实业与虚拟并进。当今企业面对的经营现实是：产品生命周期日趋缩短，革新的步伐不断加速，而革新的方向却变得无法预测。企业在如此环境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动态组织机制----虚拟组织：依靠互联网络平台和电子商务建立虚拟组织与虚拟企业、或者跨国公司与跨国公司之间建立虚拟战略联盟，共同开发所需资源和产品、共同开发新兴市场，可使企业能够集中面对转瞬即逝的市场机遇。
虚拟组织的成员可以遍布世界各地，彼此之间也许并不存在产权上的联系，不同于一般的跨国公司，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动态的，完全突破了以内部组织制度为基础的传统的管理方法。由于虚拟企业是在网络环境下，以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和快速响应市场环境为目标，基于虚拟制造为手段、管理高度集成化、信息化的组织模式。因此，其管理是一种以“信息流”为核心的综合性的智能化管理——即管理技术的智能化、管理方式的网络化、管理信息的集成化。
虚拟企业的核心，就是针对全球资源有限的状况，为取得最大的竞争优势，企业仅保留关键功能，而将其它功能依靠虚拟生产、战略联盟、共生、虚拟营销等方式借助外力进行整合，并通过紧密式、半紧密式和松散式的组织形式具体展开。其形式尽管千变万化，但核心在于突破企业自身的行政界限，扩大企业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实现企业内外资源的优化与整合，加速企业自身的发展。
7、个体与团队并推。21世纪，随着知识与信息经济时代的演进，知识逐渐替代资本成为跨国公司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而掌握知识的人就成为其中关键的战略资产。跨国公司间的竞争，最终将体现为人的竞争。换言之，只有拥有高素质员工和各种人才的企业，才最具备竞争优势和竞争能力，也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
企业的发展，企业员工素质与创新能力的提高，有赖于团队全体成员之间的互相配合、整体搭配。团队的集体智慧高于个人智慧之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人本管理”思想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认为：企业不再单纯是一种经济组织，人是企业最大的资本、资源和财富。在世纪之交，适应新的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能本管理”的新构想应运而生。其中强调：大力开发和利用人的智能与知识创新之源，提高企业员工的科技创新能力，实现以人的能力为根本的管理升华，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具体的实施措施，就是通过建立学习型组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依靠“终身学习”、“团队学习”、“全员学习”和“全程学习”，实现企业全体员工的自主管理，使企业各阶层人员都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企业的经营当中，获取最佳的经营实绩和竞争能力。
8、全球化与当地化并行。当地化（或本地化）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尚属于少数跨国公司的个别行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到20世纪末已演化成为全球跨国公司的一种大趋势。原因在于，随着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的推进，文化价值在企业附加值中的比重越来越显著；而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化特征，实施各自相适宜的管理，将会给跨国公司带来超出想象的巨大利润空间。
当地化战略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公司高中级经理的当地化。这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能否为投资国和地区民众所接受、进而成为一个当地公司的关键所在。二是R&D的当地化。这一现象，目前在中国最为典型。近几年来，微软、IBM、摩托罗拉、朗讯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独资或合资的研究开发机构。其直接的动因则是为了接近市场、接近人力资源（如中国众多高级廉价的科技人才）、接近技术源，并能够通过企业内部网络，在全球建立全天候的连续、不间断的研究体系，提高研究的效率，进而达到迅速增强竞争力之目的。三是公司风格的当地化。总之，当地化战略的实施，将促进跨国公司趋向多国公司、并进一步演变成为全球公司。 二、日本企业对长江三角洲投资的结构特征
日本企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投资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的产品代加工、以及推销各类日本产品作为其主要投资目标。经过90年代中期的投资环境咨询评价活动之后，近年来在加大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力度的同时，也开始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由初加工到深加工，由生产加工功能延伸到研发（R&D）、营销服务功能，由制造业领域扩展至饮食、咨询以及产业服务业领域。据日本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日本在中国各地的投资企业，上海占25.5%、江苏占13.0%、浙江占4.3%，三地合计占42.8%，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日本企业近期投资中国的主要区域。
所有这些变化，不仅改变着日本企业在长江三角洲的投资结构，而且也对迄今为止的日资企业空间布局及其未来的投资区位选择，甚至对长江三角洲整体的区域开发与经济合作，均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1、投资的企业数量多、规模大。据统计，目前在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投资的外国企业数量，日本企业仅次于美国企业，居第2位。而从企业的平均投资规模来看，美国企业为226万美元，日本企业为297万美元，日本企业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大。这也与最近几年来，在日本各个行业中占据市场份额前三位的企业纷纷投资上海和长江三角洲有着密切关联。
2、企业结构类型趋向多样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投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日本企业主要是以大型企业的“来料加工”、或“组装再出口”的类型居多。近年来，一些中小型企业也伴随着大型企业纷纷进入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市场，呈现出“大中小型企业俱全”的结构形态。此外，从企业的功能结构来看，除了组装型企业之外，模具加工、产品中试、运输流通企业也相继投资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始出现系列化、多样化投资的趋势。
3、第三产业领域的企业开始增多。整体而言，投资第三产业领域的日本企业主要包括四大类型：一类是直接为先期进入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日本企业提供各类服务的行业，如物流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企业保安服务业，以及产品包装材料生产、企业融资与企业保险等；第二类是间接为在沪和长三角地区的日本企业和日本人员提供各项服务的行业，如人才派遣、人才培训类的企业；第三类是饮食、百货、超市等行业的企业；第四类是专门生产爱好品、收藏品的企业，如专门生产高级航模收藏品的企业，通过细分市场，主要针对日渐增多的高收入、高消费阶层，为其提供收藏服务。
4、先期进入的企业或大型企业，开始进入组织结构调整、空间分工整合的新阶段。例如，NEC、日立、松下、夏普、索尼、三得利等日资企业，或根据其全球经营战略、或根据其在中国已有的投资结构，逐渐在上海设置R&D与中试功能、地区总部或控股公司、物流中心或销售服务中心；而在周边的苏州、无锡、杭州、以及安徽合肥等地区迁移或新建零部件加工与装配等加工组装型企业，开始逐渐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新的企业空间组织结构和分工体系。
三、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意向及其区位选择趋势
1、日本企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评价及其投资意向。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对720家日本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今后3年间打算增加投资的300家企业中，将中国列为其投资目的地的企业达到95.7％；而选择东盟四国作为投资地的企业合计为67.7％，从中表明，中国是日本企业今后一段时期进行海外投资的首选之地。在中国市场受到重视的同时，绝大多数日本企业仍将继续其在东盟国家的经营业务。这一结果说明，尽管日本企业看好中国市场的成长性和低成本，进而对中国积极投资，然而同时AFTA市场的扩大以及为避免投资过度集中，东盟国家今后仍将是日本企业的海外生产基地之一。
在对中国和东盟四国的投资环境进行比较时，各个具体指标之间有所差异。就市场成长性而言，日本企业对中国的评价高于东盟四国；但在政治经济的稳定性、投资相关法律的完善性、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发展的配套性等方面，对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评价高于中国。对印尼和菲律宾来说，其政治经济的安定性比中国低，而在其他方面则和中国处于同等水平或低于中国。
此外，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连续数年实施的问卷调查结果，也从中反映出类似的态势：中国是日本企业今后3～10年间海外投资的首选国别。而且，面对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日本企业正积极酝酿更大规模和更广领域的对华投资，并特别关注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市场的开放。
2、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行业与区位选择。总体来看，将主要集中在如下两大领域：
一是材料、电器、机床等日本传统的制造业产业领域。由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导致此类行业的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效益低下，加之日本国内的研发投入不足，长期陷入疲软，将是日本向海外转移的主要产业领域。其中的部分行业，将会利用长江三角洲及其周边地区日趋完善的投资环境和相应的优惠政策，继续在此寻求新的投资区位。
二是作为日本新兴的产业领域。包括医疗服务、环保车、IT产业，以及经营咨询、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产业服务业，受日本国内生产成本、市场空间等的限制，也在人才和市场两方面呼唤广泛的国际合作。中日两国之间，尤其是在IT产业领域，如个人电脑、因特网、移动通讯、电子商务、软件等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课题和共同的利益。对于日本而言，一些研究开发型的中小企业拥有较高的技术和资金、人才实力，但因其国内生产成本高，正积极寻求国外的合作伙伴。中国同类企业可积极寻机与其进行合作。其中，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依托“物美价廉”的教育、科技与人才优势，以及渐趋完善的政策法律环境和配套的基础设施，将会越来越成为日本新兴产业寻求国际合作的重要区位。
四、几点思考
目前，在长江三角洲加强区域合作、推进一体化发展，可谓是人心所向、共识所取。在促进区域内部15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协调、尤其是各个城市在处理与核心城市上海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各方均纷纷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举措。无论是宁沪关系、杭沪关系、苏沪关系、锡沪关系，还是甬沪关系、嘉沪关系的提出，均同时反映出长江三角洲各地区希冀借助与上海之间关系的协调，“接轨上海”，借势发展，并逐渐形成造势发展态势，达到蓄势发展之目的。 伴随着我国加入WTO，以日本企业为代表的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跨国公司在纷纷抢滩中国的同时，也在不断调整其在中国的已有投资结构及其空间布局。如何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布局中国的正面效应，推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合作跨上新的台阶，也是目前阶段值得我们予以思考的重要问题。
1、充分发挥跨国公司的示范效应。在推动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明确政府与企业的各自定位至关重要。其中，企业应该唱主角，而作为政府则应该是一个升华到更高更全面层次的服务者和调控者。因为企业多属微观层面运作，完成具体的实质性的工作，需要政府在宏观导向上以及秩序上予以引导。
作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企业构成中的内资企业，目前的实际状况尚存在许多不尽如意之处，受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不必要的干预，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政府的影响。从跨区经营到企业组织功能的空间迁移，尚难以做到随心所欲。相比较而言，在各地的大力优惠下，跨国公司的各种决策安排，包括厂址选择、投资安排等都是将长江三角洲作为一体化区域来设计的。因此，跨国公司的运作方式可作为目前阶段推动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和借鉴。
2、将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纳入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的总体规划。目前，全球500强企业中的近80%已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展各种类型的投资活动，并有继续不断扩大之势。尽管从其具体投资形态来看，包括生产加工基地、R&D中心或分销·物流中心，甚至地区性中枢管理机构，等等，呈现多样化态势，但是从跨国公司自身的全球一体化战略的角度来看，其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投资行为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且也会随着其全球性战略部署的调整产生进一步的空间转移。例如，日本的索尼等大型企业近几年相继从东南亚国家的撤出，即是其全球战略调整的具体表现。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撤出行为，也给当地的经济、社会，乃至于居民的就业和生活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因此，着眼于长远可持续发展，在跨国公司大量进入的同时，就必须采取积极的宏观调控等措施，将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纳入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的总体规划之中，也将有助于逐渐消除目前长江三角洲各地在引资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尴尬”。
3、不断强化内资企业在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中的作用。目前阶段，受行政区经济的局限，进一步加强长江三角洲各个区域间的联合与协同，首先需要依靠企业层面的微观行为的整合及其空间形态的调整。通过企业空间与都市空间的融合，不断拓展上海核心城市的吸引范围与辐射空间。其中包括两大类型的企业：一是国内各地区的大型企业（公司）根据跨区域发展战略，不断调整其功能的空间部署，将中枢管理机构、R&D中心、物流中心或信息管理中心等迁址至上海，并将逐渐在上海与其发源地之间形成垂直分工体系。二是随着上海都市功能的调整，起源于上海的企业（公司）本着“立足长江三角洲，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原则，纷纷跨出上海，不断将生产等后向关联功能扩散到市郊以及周边地区或国内外其它地区，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寻求最佳区位，从而形成新的企业功能空间分工体系。如此“双向发展”的结果，在不断提高上海核心城市功能及其地位的同时，也将促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合作趋向新的层面。
4、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吸引跨国公司趋向宁波地区投资布局。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开工建设，以及长江三角洲三小时交通网络体系的逐渐形成，宁波与核心城市上海之间的时间距离将不断缩短，上海对宁波的辐射强度会随之增强，两地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也将进一步密切。因此，借助上海的实力，依托宁波的优势，采取措施，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将会吸引跨国公司源源不断地趋向宁波地区投资布局。
根据宁波地区的实际，吸引的跨国公司应包括两大类型：一类是直接来自海外的企业；一类是先期已在上海投资的跨国公司。根据“投资省、见效快”的原则，近期引资的重点应是后一类型的跨国公司。因为随着上海商务成本的不断攀升，部分先期投资上海的跨国公司也已开始逐步调整其利润空间变小的企业功能，并向周边地区实施转移。抓住这一机遇，不仅可以尽快扩大宁波地区的外资比重，而且也将为宁波与上海之间的区域分工合作充实全新的内涵. | 
发表于 2011-4-20 11:0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