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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系列交通悲剧使国人倍感焦灼。温州、杭州接连发生桥梁坍塌事件，刚投入运行的高铁一再遭遇停电折磨，尤其是7月23日晚的温州动车追尾灾难，更令人悲恸不已。
“质量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交通领域。郑州八栋安置保障房封顶两月，因质量问题拆除，去年上海的11.15大火也与采用不符合标准的防火保温材料有关，紫金矿业、哈药集团等一批批企业严重污染环境。更为严重的是，食品安全问题不断蔓延，已几无放心食品可言。
凡此种种，无不凸显当下经济增长质量低下之虞。过去3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超过9%的平均增速，GDP跃居世界第二，可谓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一经济奇迹主要是靠投资驱动、靠生产要素的投入驱动的。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所说的，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这种模式的天花板。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Robert Solow)教授在一个著名的估计中认为，在美国长期人均收入的增长中，技术进步起到了80%的作用，投资增加只解释了余下的20%。中央已经意识到了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并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的主线。
种种迹象表明，“低质量增长”、唯GDP至上的模式，已迫近社会承载力的临界点。
首先，环境污染导致的社会成本不断上升。根据中国2006年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中国2004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3%。根据环保部近期数据，2009年全国发生32起重金属污染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江河湖库底质的污染率达80.1%。全国近岸海域铅的超标率62.9%，铜的超标率25.9%。重金属污染面积至少2000万公顷。
其次，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据估计，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对GDP的贡献高达三成。在一些城市，土地出让金已经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但是严重偏高的房价收入比，使得公众只能望房兴叹。不仅如此，房地产更成为许三多、许宗衡等高官寻租的黄金宝地。对一个素有“安居乐业”传统的国度而言，“房事”已经上升成为一个关乎全局的问题。
再次，“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大干快上，质量安全隐患令人忧心。2009年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更为地方政府的乱投资提供了背书，导致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飙升至10万亿以上。地方官员为了在任期内出政绩，不少项目赶工，质量问题层出不穷。例如，据报道，耗资1.3亿英镑的广州大剧院，对公众开放仅一年后，墙壁和天花板就出现巨大裂痕，玻璃幕墙脱落，雨水不停渗透进内部。当然，“铁公机”也是腐败重灾区：铁道部长刘志军、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等多位高官落马，河南省交通厅更是创下连续四任厅长被双规的记录。
最后，食品安全危机成失控之势。2007年爆发的三聚氰胺事件，并未成为食品安全问题的终点站，而是成了起点站。今年双汇的瘦肉精事件之后，食品安全危机几乎是“遍地开花”。地方政府的GDP崇拜、选择性执法、弹性执法，致使打击食品造假的努力一再落空。
这种“低质量”增长的危害自不待言。它危及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其代价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更重要的是，必须看到，“低质量增长”的本质是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再分配。一方面，企业通过污染、偷工减料、胡乱添加等途径将生产成本“外部化”，转嫁给社会公众承担；另一方面，官员则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寻租。其结果就是收入分配两极化加速，虽然中国人均GDP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但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失衡程度的指标)已经与美国相当。
收入分配两极化、企业的寻租致富、官员的腐败，构成了具有破坏力的组合。温总理2009年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引用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诚哉斯言。
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速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能让大多数人被抛下，否则列车就有脱轨的危险。
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成功的大众化？首先，政府应放弃过多的权力，逐步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让市场在资源(特别是土地、金融)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其次，要打破央企垄断，通过优化竞争“还利于民”。再次，强化政府财政开支的透明度，以舆论监督来挤压政府乱投资、乱消费的冲动。最后，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要实现司法独立，这是杜绝官员腐败、企业寻租的根本路径。
GDP增速第一不是我们的目标，GDP总量世界第一也不是我们的目标，低质量的GDP世界第一更不是我们的目标。让经济发展真正造福于最广大民众的利益，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为此，我们需要慢下脚步，让灵魂跟上脚步，让大多数人生活的梦想不被经济的车轮碾碎。 （原作者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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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25 08:33: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