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来，他仍继续在报刊杂志上笔耕不辍，在各种公开场合频繁发声，不断批判“权贵资本主义”，提醒经济改革中的陷阱，呼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
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一个对中国改革大业“忧心忡忡”的老人。
中国的经济学者群体中，吴敬琏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中国近30年来经济改革历程的参与，在重大及敏感经济问题上的表态，树立其为了公共利益矢志呼喊的学术良知形象。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吴敬琏多次提醒要注意政府“假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实际上等于复辟命令经济”。认为这会加剧腐败和寻租。
2010~2011年，他多次指出，目前的经济体制仍不完善：一是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二是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三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实施频繁干预。
这一年来，他也质疑“中国模式”，认为所谓的“高铁奇迹”和“医改奇迹”论调缺乏支撑。在改革共识破裂的新十字路口，他认为要凝聚共识，要做“顶顶层的设计”，“下届政府要以改革的姿态高调向全国人民亮相”。
多年来，吴敬琏就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公共领域发出他批判的声音。90年代末期之后，他更多从经济智囊的角色转向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痛斥股市和基金业黑幕，批判权力在市场上的寻租，呼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深化体制改革。他的身上，有着中国经济学者群体性的印记，也有着不一样的人格品质。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激情改革后，是利益的纷繁复杂，而与他同时代或者下一代的经济学者，其中有一些后来或成为体制内官员，或在智囊身份上成为体制守旧势力的辩护者，或与他此后所批判的“权贵资本”走得太近，许多未免在日后饱受质疑甚至背上污名。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市场经济学派面临着某种尴尬的状态。一方面，主张经济自由思想的他们猛烈批评政治改革的滞后，与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方向上出现分离；另一方面，由于对现实的不满，很多民众开始怀疑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假设，进而将腐败和寻租现象归咎于他们所赞美的自由市场，一部分人甚至被列入“权贵资本主义”代言人的行列。
吴敬琏是清醒而敏锐的，2001年他即在《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总感到，在这迫切需要经济学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推动改革前进和在改革过程中尽力保护大众利益的时候，我们做得很不够。没有能够在改革这一巨大社会变革中实现自己作为社会良知的职能。”
10年过去，不彻底、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改革，终于走进了某种困境之中，贫富差距悬殊，权力寻租猖獗，计划经济有所反复，市场经济改革终从“政治正确”走向逐渐分化的趋势。
吴敬琏指出，眼下的中国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而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
他感慨改革初期经济学家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实现过于天真，反对极左和极右。“贪腐的盛行使力图恢复‘全面专政’旧体制的极‘左’力量，能够蛊惑对贪腐怀有正当义愤却不明就里的人们，追随他们去反对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
这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反省，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忽略的声音。
发表于 2011-12-19 11:21:19
